旧时之戏台，有一名联：“舞台小天地，天地大舞台。”戏剧模拟人生，有的直接由真实事件改编，如民国之初发生的杨三姐告状一案，剧作家在案发后不久就将其改编成评剧，至今常演不衰。仔细想来，人生又何尝不像戏剧？看戏的人随剧中人物喜怒哀乐，是否想过自己也是剧中人，人生之苦辣酸甜，哪一段不可入戏？再仔细一想，人生充满戏剧性，写成小说，同样勾魂摄魄，小说又何尝不像戏剧？
玩味李渔（笠翁）的短篇小说集《无声戏》的书名，不由得不赞赏李笠翁的睿智。这书名起得够妙，舞台扮演的戏剧，唱念作打，都是有声有色。看小说，自然无咿咿呀呀的吟唱，也无悦耳之伴奏音乐，但看小说也像看戏，戏剧中之鲜活人物，戏剧情节之峰回路转，小说中莫不具备，不同的只是，小说乃无声戏耳。李渔既是戏剧家，又是小说家，写小说也想到戏，难怪会想到这一个妙哉书名。
避嫌反招嫌疑的案狱故事
我国古代话本和拟话本小说，确实充满戏剧性。《无声戏》中有一篇《美男避祸反生疑》就是仿佛戏剧一般的小说，其中描述的是一件欲要避嫌反招嫌疑的案狱故事：
四川成都府华阳县有个童生叫蒋瑜，曾是旧家子弟，父母在日，曾聘过陆氏之女。丧亲之后，屡遇荒年，家无生计，弄得衣食不周。陆家颇有悔亲之意。这也怪不得陆家，嫌贫爱富，谁家不是如此？所谓“门当户对”就是官官结亲，富富相迎，贫贫相对，哪有道理可言？焦大要娶林黛玉，还是等发迹了再说吧。
蒋瑜隔壁住着开缎铺的赵玉吾，年纪四十多岁，生有一子，痴痴呆呆，模样憨蠢。与一个姓何的木匠做了亲，要娶他的女儿。不久何氏夫妻病故，赵玉吾将其女儿先接过门，见其容貌标致，性子聪明，甚是欢喜。对于他的憨蠢儿子，何氏是个贞淑女子，嫁鸡随鸡，全无憎嫌之意。古时舆论导向真是偏颇，嫁给一个夯货，还必须俯首帖耳，甘之如饴，才能得到精神文明奖，一点憎嫌之意都不能有，真令人浩叹。
赵玉吾家有两个扇坠，一个是汉玉的，一个是迦南香的。赵玉吾用了十年，为了要买媳妇的欢心，将两个扇坠都送予她。何氏将两个扇坠轮流吊在扇上，不用的时候，就将两个结在一起，藏在纸匣之中。赵玉吾执扇出门，有人问起扇坠怎么不见，只说是送予媳妇了。
蒋瑜家贫不能从师，终日在家“三更灯火五更鸡”地苦读，书房隔壁就是何氏卧房，那时读书常常吟咏出声，每夜书声不到四更不住，何氏若睡得轻，真要弄得迟睡早起，苦不堪言。何况男女隔壁，瓜田李下，更觉不便。赵玉吾夫妻拣了个日子，把两个房换转来，以远嫌疑。不料事有凑巧，换不上三日，蒋瑜又移到何氏隔壁，原来是闻说隔壁住着何氏，本意是避开瓜李之嫌，于是搬到前面，算是避开，不料赵家搬房，不曾知会他，蒋瑜哪里会晓得呢。何氏闻隔壁读书声，以为蒋瑜有意追随她，又愧又恨。赵玉吾夫妻本也惊疑，见媳妇面带愧色，疑上加疑。不过，赵玉吾夫妻虽认为有行迹，没有凭据，不好说破，只待留心察访。老两口一下子变成业余福尔摩斯了。
事有凑巧，一日，蒋瑜在架上取书来读，忽然书面上有一件东西，像石子一般，原来是个旧玉的扇坠。正巧自己的扇子光秃秃，缺个坠儿，蒋瑜将其吊在扇上，后有人问起，只说是朋友送的，请人估价想要卖掉。众人认得是赵玉吾之物，莫非何氏转送予蒋瑜？赵玉吾受邀来估价，将扇坠拿在手上，认出是自家的东西，不好登时发作。回去质问媳妇，何氏打开纸匣，莫说是玉坠，连迦南香的也不见了，把各箱都翻遍，只是找不到。赵玉吾夫妻责骂何氏偷情，何氏放声大哭，连称冤枉，只要寻死。
在众人怂恿下，赵玉吾请了讼师，写了张状子，将蒋瑜告到官府。
成都知府为官清正，赵玉吾递上状子，当堂准了。次日检点昨日的投文，却只少了一张告奸情状子。以为衙门人抽走了，将值日书吏又夹又打，只是不招，只好让赵玉吾补了一张状子。
及至差人奉票来拘，蒋瑜才知道玉坠乃赵家之物，但自恃清白，不以为意。案子开审，蒋瑜否认有奸拐之事，知府便叫用刑。夹棍之下，蒋瑜熬刑不过，只好招说：“他媳妇有心找小的是真，这玉坠是她丢过来，引诱小的。小的以礼法自守，并不曾敢去奸淫她。”知府又审何氏，见她容貌标致，就道她有诲淫之举，此案不审自明了。何氏自然否认，知府便叫动用拶指。何氏熬刑不过，放声大哭。知府次日传了赵玉吾儿子来堂上，见他一副嘴脸甚是难看，又要对蒋瑜动用夹棍逼供。蒋瑜只好违心承认自己与何氏有奸情。知府就丢下签来，打了二十。赵玉吾与何氏解除婚约。蒋瑜因这场官司，也与陆家退了亲。
知府审了此案，自己也遇到一件怪事：一日，知府出门拜客，夫人到其书房，竟见他床头边帐子外，有一只绣鞋塞在壁缝之中，到媳妇房里一对比，正是媳妇的绣鞋。夫人立即发作，“千淫妇、万娼妓”骂起来。媳妇一气之下吊死了。那时的女子，清白是一生的根本，清白受玷污，便觉人生失了精神支柱，寻死得不少。媳妇死了，知府还不觉得怎样，只是事有蹊跷，倒是有点放心不下，便按发现鞋子的所在察看，把壁洞打开，见许多老鼠跳将出来，家人伸手进洞，扯出许多物件，包括当初丢失的奸情状子，方知冤屈了媳妇的性命。
这知府大概年老迟钝，起初没有将此事与蒋瑜案件联系起来。睡至半夜，忽然想起蒋瑜的案子，莫非也是老鼠作祟？天明便重新调查，将赵、蒋两家的鼠洞掘开，取来不少物件，包括失踪不见的迦南香的扇坠。至此案件真相大白，知府还算清明，对蒋瑜道：“这都是本府不明，叫你屈受了许多刑罚，又累何氏冒了不洁之名，惭愧，惭愧。”
噫！老鼠猖獗，不但窃得扇坠，竟然还巧为转运，弄得俏书生不明其理，缀在扇上，惹人猜疑，酿得一场牢狱之灾。严男女之防的社会，奸拐之事自然容不得，要不是老鼠面前人人平等，不分官民贫富，老鼠一视同仁，此案冤沉海底，哪有个翻盘机会？
李渔分析蒋瑜案件的致错因由
任何错案，成因都不单纯。往往是，几种因素造成错案，阴差阳错，百川归海，最终酿成悲剧。有些案件重因平反而成悲喜剧，不过仍然脱不了悲剧的底子。
蒋瑜案件险些酿成大祸，究其原因，按照李渔的评析，起码有以下数端：
一曰刚愎。官员一旦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，就不能虚心查证，耐着性子听讼，偏偏这种刚愎自用的人以清官居多，反而贪官因心底里有私，反而不敢明目张胆为非。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中讲过此番道理。刘鹗指出，清官自以为不爱钱，更放手去做，反而容易流为酷吏。李渔在《美男避祸反生疑》一文中与刘鹗观点近似，这样告诫：“劝世上做清官的，也要虚衷舍己，体贴民情，切不可说‘我无愧于天，无怍于地，就审错几桩词讼，百姓也怨不得我’这句话。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，个个拿来塞责，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。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，偏是贪官起身，有人脱靴，清官去后，没人尸祝。只因贪官的毛病，有药可医；清官的过失，无人敢谏的缘故。”因此，一起案件处理结果如何，有时取决于裁判者的人格，案件每每让人悬心之处，正在于此。
二曰隔膜。通常在案件发生时，裁判者都不在现场，对于案件发生过程，需要依据证据加以重建。证据有误，事实认定就有可能失实，这是几乎所有案件都存在的问题。古时没有专门的侦查机关，探案的技术水平不高，更显出隔膜。因此，李渔感叹：“叫那做官的也难，百姓在私下做事，他又没有千里眼、顺风耳，哪里晓得其中的曲直？”这是衙门审案的通病，奈何不得的。
三曰做伪。古时打官司，要拟一份状子，如果衙门“准”了，才能正式启动审理程序；如果不准状，就无处申冤。要求得衙门准状，难免有些夸大，甚至到审案之时，证言也会有些伸缩饰匿之处，此之谓做伪。李渔说，“自古道：‘无谎不成状’，要写张状词，少不得无中生有，以虚为实，才骗得准官府。若照状词审起来，被告没有一个不输的了。只得要审口供，那口供比状词更不足信。原被告未审之先，两边都接了讼师，请了干证，就像梨园子弟串戏的一般。做官的做官，做吏的做吏，盘了又盘，剥了又剥，直说得一些破绽也没有，方才来听审。及至官府问的时节，又像秀才在明伦堂上讲书的一般，哪一个不有条有理，就要把官府骗死也不难。”
四曰成见。裁判官处理许多案件，大抵以有罪的居多，居官久了，容易产生成见，一见到跪在堂上的被告，心想这八成又是个有罪的，那时闻所未闻有所谓“无罪推定”，官员自以为“明镜高悬”，哪容得被告辩解，审理蒋瑜案件的知府，本是清官，处理案件都事必躬亲，本意是防止舞弊，因此“不任耳目，不受嘱托，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，他再不批属县，一概亲提，审明白了，也不申上司。罪轻的，打一顿板子，逐出免供；罪重的，立刻毙诸杖下。他平生最重的，是纲常伦理之事；他性子极恼的，是伤风败俗之人。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，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。”既然遇有奸情案件，都按统一答案来处断，蒋瑜倒霉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。
五曰臆断。主观臆断是许多官员的共性，即使包青天审案，也要看对方样貌如何，长得端正貌美的，便凭空占了许多便宜；相反，长得歪瓜裂枣、獐头鼠目的，便要无端吃许多亏。不过，遇有奸情案件，样貌好未必讨得着便宜。蒋瑜案件便是如此：“官府审奸情，先要看妇人的容貌，若还容貌丑陋，他还半信半疑；若遇着标致的,就道他有诲淫之具,不审而自明了。”知府审理蒋瑜案件，“彼时何氏跪在仪门外，被官府叫将上去，不上三丈路，走了一、二刻时辰。一来脚小，二来胆怯，及至走到堂上，双膝跪下，好像没有骨头的一般，竟要随风吹倒，那一种软弱之态，先画出一幅美人图了。知府又叫抬起头来，只见他俊脸一抬，娇羞百出，远山如画，秋波欲流，一张似雪的面孔，遇出一点似血的朱唇，红者愈红，白者愈白。知府看了先笑一笑，又大怒起来：‘看你这个模样，就是个淫物了！’”“这样一个标致后生，与这样一个娇艳的女子，隔着一层单壁，干柴烈火，岂不做出事来？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何如，若是原夫之貌，好似蒋瑜，还要费一番推敲；倘若相貌庸劣，自然情弊显然了。”
六曰刑讯。中国式错案，一定离不开刑讯，何况古时刑讯乃是合法取证手段，连法典上都加以规定，只要刑讯符合法律规定，不慎将人打死，也是活该。这种以衡量肉体耐受力的法庭调查方法，害死的小民车载斗量，何可胜数？李渔在评价蒋瑜案件时，如此抨击刑讯：“看官，你道夹棍是件甚么东西，可以受两次的？熬得头一次不招，也就是个铁汉子了。临到第二番，莫说笞杖徒流的活罪宁可认了，不来换这个苦吃，就是砍头、刖足、凌迟、碎剐的极刑，也只得权且认了，挨过一时。这叫做在生一日，胜死千年。为民上的要晓得，犯人口里的话，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情，夹棍上逼出来的总非实据。从古来这两块无情之木，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！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，积一次阴功；多用他一番，损一番阴德，不是甚么家常日用的家伙，离他不得的。”蒋瑜本是一介书生，不是铁打的英雄好汉，这种弱不禁风的读书人，自然是一经刑讯，便哭爹叫娘，自诬了事，官员不察，还以为案情大白，又为民除了一害呢。
李渔劝诫为官之人，办案需要谨慎小心，切不可想当然、疏忽大意：“做官的人，既要聪明，又要持重。凡遇斗殴相争的小事，还可以随意判断；只有人命奸情二事，一关生死，一关名节，须要静气虚心，详审复谳。就是审得九分九厘九毫是实，只有一毫可疑，也还要留些余地，切不可草草下笔，做个铁案如山，使人无可出入。如今的官府，只晓得人命事大，说到审奸情，就像看戏文的一般，巴不得借他来燥脾胃。不知奸情审屈，常常弄出人命来，一事而成两害，起初哪里知道！”其实，自古及今，有许多冤错案件，教训之多，够梳成不知多少根辫子，但似乎总有官府重蹈覆辙，让那做书的人口干舌燥反复提醒，似乎都不见效，这一现象，倒值得仔细分析，如果能找出点治本之道，才能指望减少错案。如今为官者，多读读《美男避祸反生疑》之类小说，比那日日觥筹交错、烂醉如泥，总归是有益于身心和处断案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