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直以来，我总是对特立独行的人充满好感，比如王朔，比如博尔赫斯，比如王小波。说起王小波，人们总习惯在他名字前冠以“我们这个时代真正自由的人，或者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”的名号。我并不认为这评价有什么不妥，但我也固执的不想用伟大来形容他的任何一部作品。因为他仅仅是狂放，并不锐利，甚至低调异常。他总是心平气和的用文字勾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，有时漂浮，有时又充满喜悦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你是无法称呼他为先生或者师者的。很多时候，他总是能够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报以宽容，对自己不赞同的观点报以理解，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报以尊重，像极了弄堂里的穿着拖鞋背心，唠唠叨叨，一嘴幽默的老街坊，可爱又寡淡。

   “自从我成人以来，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。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，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。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-颗地炸着，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？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，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——总而言之，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中国要有自由派，就从我辈开始。”这段文字基本可以说明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一书的由来。初读这本书是在数学糟糕到一塌糊涂，却对文字有着近乎疯狂偏爱的高二年级。彼时，每天都生活在家长和老师的“谆谆教诲”之下，于是，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叛逆因子对“话语圈”这个词似乎有格外的好感。王小波对话语圈的理解格外通透，在他看来，话语即权利，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。一极是圣贤说的话语，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。另一些是沉默者的话语，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。在这两极之间的话，全都暧昧难明：既是捐献，又是税金。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税吏。所以，中国的读书人都有很强的社会“责任感”从古至今概莫能外，今我们无法言说。但古，我们可以看看白居易。

    1997-2017，王小波离去的这二十年里，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，手机代替了固定电话，电子阅读代替了纸质读本，网络话题可以随意买卖炒作，心灵鸡汤成了大众生活指南。对于有些事件或者言论，人们开始不加分辨的义愤填膺，或者不假思索的全盘复制。科技的进步，似乎让一些原本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走进了话语圈。但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，却也让人们愈发疲惫，于是在聒噪之后，大家又开始渐渐的沉寂下来，不再多说任何话，大多数又开始沉默着。

    王小波说：“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，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，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，就在我们身边，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。”每次读到这段话，我总会想起德国联邦法院对柏林墙守卫的那场旷世审判，大体上说的是两德合并以后，联邦德国审判柏林墙守卫，审判法官以守卫没有故意打不准（即应该将枪口抬高一厘米）为理由判决其有罪。我当然不相信“枪口抬高一厘米”这样的蠢话会出自德国法院严谨的法官之口，但我相信，杜撰出这句话的人对沉默的大多数有着极其深刻的领悟，那个向同族开枪的年轻人原本也属于沉默的大多数，我甚至可以想象出扣动扳机那一瞬间他内心的挣扎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好人不光在书本中学习，还会在沉默中学习，这就是人性尚存的主因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沉默的大多数应该是善良的大多数，亦或是有主见的大多数。

　　我曾经也是沉默的人。选择沉默的原因之一是觉得从话语中，很少能学到人性，从沉默中却能。假如想学到更多，那就要继续一声不吭。这终究还是有些执拗的，一说到执拗，就不得不提到那篇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。那只无视生活设置的猪给现实以无限的讽刺，它像个斗士一样突破循规蹈矩，巧妙与世俗抗争，一路戏弄颠覆，以义无反顾的姿态，弃绝尘世，奔向自由。那是一只让人敬畏的猪。我相信人都是有追求自由天性的，我也并不能超脱世俗之外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，从体制外到体制内，就像张小波说的，我活在世上，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，遇见些有趣的事。倘能如我所愿，我的一生就算成功。我并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他终其一生追求的自由。但我愿意固执的相信，这就是自由的本真，并愿意和它交相辉映。我经常会对自己天马行空的选择产生怀疑，但却从不后悔。因为我相信，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

    二十年，一个不算太久的轮回，光阴倏忽而过，时间模糊了很多人和事，即使真挚的爱情或许都难以保持如此之恒久，但王小波用他的雅痞诙谐，战败了时间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清晰记得初读王小波的那个下午，天空一片湛蓝，校园里碧草如茵，偶尔有蜻蜓起落......庆幸有他的文字陪我度过整个青春时期的混沌，给我一片明朗。走出校园的这些年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循规蹈矩，人也越发安分起来，但越安分就越惴惴不安，直到有天与人争吵，他突然气急败坏指着我说你这个人没有底线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有了一丝如释重负的庆幸，庆幸我还是那只特立独行的猪，庆幸我还属于那沉默的大多数。

　　谨以此文纪念王小波逝世20周年。